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突起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公共安全就是指自然灾害事件与社会治安事件。其实，传统的“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等城市主要灾害源的概念从现今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事故外延内核都已扩大：

    可能由SARS等突发传染病引起；

    可能由能源紧张和偶然事故引起的大面积停电引起；

    可能由“资源单一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产矿难、产业工人下岗失业等引起；

    可能由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城市饮用水污染等环境灾难引起；

    可能由网络黑客、网络病毒、反动网络宣传等数字化传媒引起；

    还可能由群体性事件引起……

    由于上述危机具有更强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扩散性以及同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性，从而加重了危机的冲击力和危害程度。同时，由于这些危机在预警、防范、紧急救治与事后恢复等方面难度较大，容易使一些局部危机迅速蔓延和扩大化，形成的安全危害更持久而且更具有破坏性。

    可以说，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各种致灾因素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密切，关联性和传导性增大，危机的次生、衍生灾害也越来越多。例如城市生命线系统：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等子系统之间的路网、水网、管线网等错综交织，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发生事故，必然造成连锁反应。

    许多专家认为，我国城市正处于公共安全事故的“活跃期”或“爆发期”。下列数据可充分说明：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公共安全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仅该年4月16～20日，全国大中城市就发生8起危险化学品泄漏及爆炸事故，累计死亡30人以上，被迫撤离、疏散及受干扰的人口近20万人。2005年1～12月，全国各类安全伤亡事故达到717938起，死亡121087人。

    同时，由于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背后隐藏的各种风险很可能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被触发和激化，个体之间的偶然事故易转为群体性事件。

    例如2004年重庆市万州区(原四川万县)的“棒棒军”事件，从两个人的争吵，发展到上万人的群体闹事，警车被烧掉；2003年哈尔滨发生的国内瞩目的“宝马撞人案”，由两个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激化了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演变成“官”与“民”、“公众”与“权势”之间的对立。

    值得警惕的是，城市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在增加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成为风险转嫁通道。国内外城市危机扩散的典型案例表明，在城市社会已经同外部社会高度依存的形势下，一个城市危机的链条，可以超越城市疆界，进行跨区域的相互诱导，并且实现瞬间传递与扩散。

    以1988年“甲肝”流行为例。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向外辐射，使得上海市郊和邻近的江苏、浙江等地30多万人遭到“甲肝”的洗劫。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更是演化成为全球性的危机问题。该疾病最初从河源流至广州，然后再到香港、北京等地，进而蔓延到国内20个省市，并流传到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此外，东亚金融危机、纽约9.11事件、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灾害也先后出现一些“泛城市化”或“泛国际化”的重大城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