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社会问题专家警示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其中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而这些领域无不与整个社会的城市化问题相关连。现实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正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如社会治安、交通事故等等。目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都出现了负增长。改革开放后25年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20％.此外，刑事案件中大案和要案比例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此趋势仍未得到遏制，如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3年34.1件。这些数据表明，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不过，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未雨绸缪，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后的危害面和损失量就会大大减少。为此我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平安城市建设的实践和探索。

    从心理学开始看“平安”

    对于城市平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解：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就会出现第二种需要——安全需要，例如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对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渴望，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向往等。因此，城市平安建设的着眼点在于城市居民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心理迫切需求。

    社会学家孔德提出，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平衡与和谐关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一旦这种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发生障碍，造成社会病态。因此城市平安建设着眼点在于，城市稳定有秩序和社会的有效控制。

    犯罪学说认为，城市一直就是犯罪的衍生地。社会发展的进程慢慢把犯罪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关于犯罪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犯罪生态学认为，作为犯罪区域，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人口数量大、密度高、异质性强、居住条件恶劣、经济畸形发展、城市管理松散。因此城市平安建设，在于减少冲突、增加融合、减少犯罪。

    如何找到城市治安高发区规律？城市规划理论更是提出了从三大类不同内部结构的城市中寻找共同点的观点，如：

    同心圆区。即城市可以划分为相互同心的几个圆形地带，市中心是商业区，中心区外为生活区，再外为文化区、绿化区，最外是工业区。同心圆式城市治安问题的高发区是商业区与生活区。

    扇形区。城市的中心仍然为商业区，城市的发展是从市中心出发，沿着市区主要的交通要道或自然地形成不同扇面向外发射。这类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区是市中心及构成扇面的交通干线周围，各扇面之间自然形成弧形区域。

    卫星区。城市由中心城市与周围卫星式的小城组成。这类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高发区是各个中心区域及各城中心之连线周围。

    另外，不同功能分区、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社区与郊区之间的过渡地带被称为城市“边际空间”，其独特位置，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边际空间”内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因素多，空间控制力弱，社会内聚力弱，往往是不法分子活动的高发区。这也就是为何城乡结合部易成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人身类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区的重要原因。

    如近年来，上海发生的抢劫出租汽车司机钱财案，绝大多数就发生在城乡结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