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缺乏经验，开始以为是报警器出问题了，由于声音过大，持续时间过长，怕会引起爆炸或其它不安全事故，所以一度关闭了报警器，但是后来转念一想，如果真是遇到盗匪，岂不贻误大事，于是在冷静思考后再次打开报警器，声音依然很大，约十几分钟后，声音才消失，于是值班人员决定前往珍宝馆进行检查。珍宝馆总共分为三个馆，分别为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当值班人员检查完两个馆，感觉安然无事时，认为是报警器出了问题，几乎想放弃对第三个馆的检查，但是出于责任心，他们继续走向第三个馆进行检查。刚刚走近馆前，映入眼帘的景象使检查人员惊出一身冷汗：窗户破了个大洞，进到展厅发现玻璃被砸，赶紧上前检查，结果发现两方金印（皇后之宝、广运之宝）、金质喜字盛4件，金手炉盖2件，金奠患1件，黄金总重量达48斤半之多，这些珍贵文物被盗，客不容缓，值班人员立刻向上级汇报，北京市公安局闻讯后，立刻严密部署，并及时展开搜查，在400名公安军（今天的武警）的全力配合下，在公安侦察员的严密搜查下，终于在某一较隐蔽的角落发现了正准备潜逃的犯罪份子，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惊心魂魄，在防盗报警器的作用下，一场国宝失窃案被及时发现和及时当场破案，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一件案子，这件案子的侦破，犯罪份子还坦白交待了之前的几起大案，为国家和人民追回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从此以后，防盗报警器的重大作用得到了公安部门领导和故宫保卫部门的普遍认可，之后，相继在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陆续安装。

　　文革斗争 波澜起伏

　　经历了62年大案之后，安全技术防范在国内重点要害部门逐步推广开来，杜老师又调回公安部门工作。为了更好的从事技术防范的研究和推广，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科研小组，修建了办公室，调集近十名人员，组织报警器研究工作，为了保密，对外称为“小工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故宫关闭了，报警器的研发工作也就被搁浅了。以杜老师为代表的这些早期从事技防研究的工作人员，被极端的扣上了“白专路线”，被军代表们批评为：“只会埋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被定位为窃听和特务行动，因此，纷纷被下放到基层劳动，杜老师就被下放到通州附近的某养猪厂。这是在错误的历史时刻所做出的错误决定，也直接打击了杜老师这些科研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文革期间，考虑到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和国际上的参观意见，周总理决定重新开放故宫博物院，这样，防盗报警器的更新换代被提上日程。因为，第一代产品，经过了长期的放置，受到潮湿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本身性能就不完善，已不能使用。公安部门再次召集杜老师等科研人员进行第二代产品的研发，当然，由于受到了极端的批判，作为研究工作者，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顾虑，会不会再次被否定或者批判？杜老师不敢轻易的再次尝试，然而，当他见到国家文物局局长，被他那种为文物工作献身的精神打动，杜老师才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工作要求。

　　第二代产品的研发，不仅仅是在外观上的改造，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的创新。在缩小外观，提升材料质量的基础上，第二代产品由电子管上升为半导体技术。谈到技术上的应用，杜老师讲到了1983年北京卢浮宫画展。当时，法国卢浮宫要在北京举办画展，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画卷的丢失，当时研发的激光报警器就发挥了很好的防范作用。结果在北京为期一月的画展期间，安然无事，而在画展结束回国后，却发生了七箱画卷被盗的事件，这是杜老师所感觉到自豪的，也足以见当时技术防范的作用。

　　杜老师回忆：1979年3月，公安部三局在石家庄召开刑事技术预防专业会议，起草了《关于使用现代科学技术预防刑事犯罪的试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与安防行业密切相关的法规，也标志着安防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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