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社会问题专家警示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其中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而这些领域无不与整个社会的城市化问题相关连。现实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正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如社会治安、交通事故等等。目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都出现了负增长。改革开放后25年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20％.此外，刑事案件中大案和要案比例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此趋势仍未得到遏制，如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3年34.1件。这些数据表明，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不过，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未雨绸缪，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后的危害面和损失量就会大大减少。为此我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平安城市建设的实践和探索。

    从心理学开始看“平安”

    对于城市平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解：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就会出现第二种需要——安全需要，例如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对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渴望，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向往等。因此，城市平安建设的着眼点在于城市居民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心理迫切需求。

    社会学家孔德提出，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平衡与和谐关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一旦这种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系统的运转就会发生障碍，造成社会病态。因此城市平安建设着眼点在于，城市稳定有秩序和社会的有效控制。

    犯罪学说认为，城市一直就是犯罪的衍生地。社会发展的进程慢慢把犯罪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关于犯罪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犯罪生态学认为，作为犯罪区域，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人口数量大、密度高、异质性强、居住条件恶劣、经济畸形发展、城市管理松散。因此城市平安建设，在于减少冲突、增加融合、减少犯罪。

    如何找到城市治安高发区规律？城市规划理论更是提出了从三大类不同内部结构的城市中寻找共同点的观点，如：

    同心圆区。即城市可以划分为相互同心的几个圆形地带，市中心是商业区，中心区外为生活区，再外为文化区、绿化区，最外是工业区。同心圆式城市治安问题的高发区是商业区与生活区。

    扇形区。城市的中心仍然为商业区，城市的发展是从市中心出发，沿着市区主要的交通要道或自然地形成不同扇面向外发射。这类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区是市中心及构成扇面的交通干线周围，各扇面之间自然形成弧形区域。

    卫星区。城市由中心城市与周围卫星式的小城组成。这类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高发区是各个中心区域及各城中心之连线周围。

    另外，不同功能分区、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社区与郊区之间的过渡地带被称为城市“边际空间”，其独特位置，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边际空间”内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因素多，空间控制力弱，社会内聚力弱，往往是不法分子活动的高发区。这也就是为何城乡结合部易成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人身类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发区的重要原因。

    如近年来，上海发生的抢劫出租汽车司机钱财案，绝大多数就发生在城乡结合部。

    [NextPage]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突起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公共安全就是指自然灾害事件与社会治安事件。其实，传统的“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等城市主要灾害源的概念从现今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事故外延内核都已扩大：

    可能由SARS等突发传染病引起；

    可能由能源紧张和偶然事故引起的大面积停电引起；

    可能由“资源单一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产矿难、产业工人下岗失业等引起；

    可能由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城市饮用水污染等环境灾难引起；

    可能由网络黑客、网络病毒、反动网络宣传等数字化传媒引起；

    还可能由群体性事件引起……

    由于上述危机具有更强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扩散性以及同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性，从而加重了危机的冲击力和危害程度。同时，由于这些危机在预警、防范、紧急救治与事后恢复等方面难度较大，容易使一些局部危机迅速蔓延和扩大化，形成的安全危害更持久而且更具有破坏性。

    可以说，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各种致灾因素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密切，关联性和传导性增大，危机的次生、衍生灾害也越来越多。例如城市生命线系统：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等子系统之间的路网、水网、管线网等错综交织，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发生事故，必然造成连锁反应。

    许多专家认为，我国城市正处于公共安全事故的“活跃期”或“爆发期”。下列数据可充分说明：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公共安全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仅该年4月16～20日，全国大中城市就发生8起危险化学品泄漏及爆炸事故，累计死亡30人以上，被迫撤离、疏散及受干扰的人口近20万人。2005年1～12月，全国各类安全伤亡事故达到717938起，死亡121087人。

    同时，由于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背后隐藏的各种风险很可能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被触发和激化，个体之间的偶然事故易转为群体性事件。

    例如2004年重庆市万州区(原四川万县)的“棒棒军”事件，从两个人的争吵，发展到上万人的群体闹事，警车被烧掉；2003年哈尔滨发生的国内瞩目的“宝马撞人案”，由两个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激化了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演变成“官”与“民”、“公众”与“权势”之间的对立。

    值得警惕的是，城市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在增加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成为风险转嫁通道。国内外城市危机扩散的典型案例表明，在城市社会已经同外部社会高度依存的形势下，一个城市危机的链条，可以超越城市疆界，进行跨区域的相互诱导，并且实现瞬间传递与扩散。

    以1988年“甲肝”流行为例。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向外辐射，使得上海市郊和邻近的江苏、浙江等地30多万人遭到“甲肝”的洗劫。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更是演化成为全球性的危机问题。该疾病最初从河源流至广州，然后再到香港、北京等地，进而蔓延到国内20个省市，并流传到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此外，东亚金融危机、纽约9.11事件、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灾害也先后出现一些“泛城市化”或“泛国际化”的重大城市危机。

    [NextPage]平安城市平安中国

    平安城市概念缘于1975年瑞典的Falk ping社区制定的“安全社区”计划。199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WHO）“社区安全促进合作中心”于瑞典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安全社区大会，由此世界各国地方政府也开始注意到“safety”丰富的内涵，并将安全建设的范围拓展到整个城市，相继开始实施城市安全建设计划。

    但迄今为止，WHO和国际上均未对“平安城市”（safecity）的概念和标准作出一个统一的界定。世界各国对“平安城市”的评价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往往将“平安”含义狭义化，仅局限于社会治安领域，以至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警方登记的刑事案件数量作为衡量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标，如日本主要依据警方报告的案件数，台湾地区主要依据暴力案件和盗窃案件的升幅，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依据报警案件数等等。加拿大国家统计报告和美国司法部犯罪报告联合发布的2004年北美部分城市安全状况报告中，也是着重以杀人、抢劫及盗窃的犯罪率作为衡量标准进行比较。以刑事案件立案数或发案率作为评价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标，这虽然是世界通行做法，但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2005年10月24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围绕“平安中国”主题，推出大型媒体行动——《平安中国》的宣传，重点对受到中央政法委、中央综合治理办公室表彰的全国102个综合治理优秀地市的平安建设进行全面解读，集中展示这些地市在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新经验、新成就和新举措，包括城市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解、预防青少年犯罪、安全单位创建、安全社区创建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创建“平安城市”的浪潮。

    虽然我国的平安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平安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标准尚无统一的界定。但许多城市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如广西南宁市提出的目标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秩序良好、司法公正、群众满意。

    广东东莞的目标是将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着力构建‘五个机制’，努力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在建设过程中，各地对城市安全的内涵理解不同，所采用的标准也各有千秋。有些城市强调打击邪教组织，有些城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