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小区打破围墙、不再封闭管理”话题备受关注。调查显示，7成网友表示反对这个提案，比如开放小区后，居民的安全由谁来负责？公摊的面积交了好多钱，开放小区后交的钱会不会退给业主呢？还有人将目光聚焦在这个议题的决策过程，表示决策过程过于草率并未征求群众意见……让我们来听听城市规划者们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韩秀琦称，开放式社区目的是增加城市的开放空间。

　　小区开放后，小区居民的安全感是否会降低？这关系到城市空间的诸多问题。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

　　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智能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能够改变城市空间的有效方式之一。目前就交通领域而言，各部门、各业务系统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孤岛”效应，不同建设时间、不同技术、不同建设商建造的系统之间，难以进行互联互通，从智能交通到智慧城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分析我国多年的“堵车史”及“延误史”，可以看到智能交通的应用在城市空间的扩大中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堵”的北京，人多车多堵得多是北京人出行的常态。北京的道路网络呈环形，在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市大范围的尝试了智能交通的运用。

　　北京奥运会期间，奥运路线、奥运场馆周边安装了120处系统控制交通信号，建设了交通综合监控系统。该系统包括视频监控、交通流检测和交通违法检测三个子系统。同时，在奥运会场馆周边和相关道路上建设了80处电视监控点、15套交通事件自动检测系统、80套数字化视频系统。上万个遍布在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的交通综合监测系统下的检测线圈、超声波、微波设备，就是城市交通管理的神经末梢。

　　这些检测器24小时自动准确采集路面交通流量、流速、占有率等运行数据，可在第一时间发现交通事故、路面积水等各种意外事件，自动报警并对事件过程全程录像，在指挥中心实时显现，指挥人员使用警力定位系统迅速显示事件区域的警员、警车分布，指派最近的民警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结果显示，智能交通的运用对北京的“首堵”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回到我们的“开放小区”问题上来，如果城市空间开放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擅自拆除小区居民楼的围墙，这不仅在心理上对小区住户进行了打击，使其安全感大大的降低，同时也显示了决策者制定计划的武断性。

　　如果将智能交通等智慧城市的措施投入在城市规划管理的使用中，合理使用现有的资源，对于城市空间的开放来说也是很利好的方面。智慧城市加科学管理结合前期的合理规划，也许不用拆了小区的围墙也能够解决城市空间不足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许进

　　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意见》整体是好的，只是开放小区受到过度的关注，大家解读最多的是拆墙，实际上可能是在以前强拆惯性下的过度解读。从专业上讲，打通‘微循环’比扩通道路对交通改善的效果要好，马路越宽越会造成车辆的汇集，反而会形成堵塞。但城市拥堵实际上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现有的停车设施远远满足不了居民的需要，造成违章停放很严重。即使是原来通的微循环，也由于违章停放不通了，这种现象在北京等城市很常见。所以对于拥堵而言，需要的是综合治理，不是拆墙就能解决的。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现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约30个城市的规划顾问，也曾领导新加坡城市规划团队，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建议，深知中国城建方面的弱点和痛点。刘太格表示：中国政府意识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建方面存在问题，现在有意愿要改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大背景下，之后的城市规划一定要防止“千城一面”的情况出现。要尊重软环境，即自然山水；要保护古迹；要尊重各地居民以及地貌特点，要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要为了所谓的城市特色去牺牲居民的幸福感。至于最近中国城镇居民热议的“该不该拆掉封闭小区院墙”等问题，我不认为小区的院墙拆除后，中国堵塞的交通就会顺畅起来。从新加坡的经验看，封闭小区跟交通拥挤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交通拥挤的问题，主要跟宏观城市规划系统的关系更密切。同时刘太格表示：中国似乎还是更喜欢做短期计划，比如“十三五”，最远就做到了2020年。而新加坡的规划，先做远期，再做中期，最后才到短期。比如在1991年做的就是一个10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后会做50年、30年和15年的。那么，规划不需要大幅度更改。